关中为什么是秦统一的地理基础

关中为什么是秦统一的地理基础两千多年前，秦人完成了天下统一，大秦帝国横空出世。回顾这段历史，至今仍然让人热血偾张，两千年中，还有很多关于秦兴、秦亡的讨论，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都不乏论述，而我们的视角却是地理。贾谊的《过秦论》道：“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开篇直指地理，而雍州之地正是关中。在秦统一的大战略中，地理不只是山在哪儿、水在哪儿，而几乎成为决定统一进程的关键因素。讨论这一问题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起步于关中的那些战事。当中国历史进入国家阶段，具有真正政治与军事意义且起步于关中的战事，不断进入我们的视线。周人克商、秦始皇统一天下、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隋、唐王朝的建立，这一系列王朝的更迭，均属于来自关中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王朝的更迭与政治集团的交替原本是历史进程中的常情，然而令后人关注的是，不仅胜者来向均起步于关中，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史记》中有记载，周武王“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卷四《周本纪》）而“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周武王以少胜多，凭借不足五万人进击商纣王七十万人马，进而赢得以周代商的伟业。秦人先祖非子本居于犬丘，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封为“附庸”，公元前770年护送周平王东迁，再被封为诸侯，并率部从陇右迁居关中，但由于国弱兵衰，商鞅变法之前始终被关东诸侯视作戎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偏居于西部的国家，后来战胜了拥有十倍之地、百万之师的关东诸侯，统一了天下。 此后不久，刘邦入关中时属下不足十万，而项羽则率诸侯军四十余万入关，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楚汉相争的结果却是刘邦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北周与北齐相比，仍是齐强而周弱，北齐不仅人口众多、国力强盛，且拥有一支规模远胜于北周的军队，双方对峙，最后的赢家却是北周。回顾历史，固然政治律令、军事谋略、民心人望始终左右着这些事件的发展，但这些起步于关中的政治力量却在劣势之下，最终以弱胜强，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其中究竟还有什么力量发挥着作用？既然所有这些起步于关中的战事不但获胜，且以弱胜强，那么关中自然成为探讨问题的关键。克劳塞维茨（KarlPhilip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提到：“一支军队出战，不论是进攻敌人的军队或战区，还是到本国的边境设防，都必须依赖这个地方，必须同这个地方保持联系，因为它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就越深，范围就越大。”“这个地方”就是作战基地，其价值在于为作战部队提供后勤给养与兵源。作战基地与我们熟悉的根据地具有相似性，均具有战略后方的意义，它不是仅仅服务于一次或几次战役，而是面对长久的战争，且具备政治稳定立足的条件。但是，一场战事，无论作战基地还是根据地，均不止一处，而中国古人提出的“根本之地”则是唯一的。明末清初的文人魏禧在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撰写的总序中，将与军事有关的地形分为“根本之地”与“起事之地”：“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而起事者不择地。”“根本之地”与“起事之地”拥有完全不同的军事价值，“起事之地”随处可寻，“根本之地”却是审度天下后的抉择。清人曾国藩对“根本之地”有 进一步的诠释：“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根本。”（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二七《通筹滇黔大局折》）显然，“根本之地”与筹饷相关，即具有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补给的功能。那么除此之外，就“根本”而论，是否还有更深的含义呢？“根”与“本”最初均指树木之根，引申出来就是政权、国家的政治立足之地。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持续不断地为作战部队提供物资保障与兵源，还是政权的核心之地、根本所在，关中平原就是这样的地方。关中拥有的地理优势，早已体现在古人的讨论中。战国时期，纵横家游说列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张仪为秦破合纵提倡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秦亡，项羽进入关中之后，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而项羽因“秦宫室皆已烧残，又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舍弃立本之地而东去，故韩生留下如此话语：“人谓楚人沐猴而冠，果然。”（《汉书》卷三一《项籍传》）刘邦也是楚人，打出汉中、北定三秦后，赢得楚汉之争，西汉王朝的国都究竟放在洛阳、荥阳，还是关中，举棋不定之时，谋士给予刘邦的建议几乎与韩生所言相同。娄敬对刘邦说：“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 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汉书》卷四三《娄敬传》）张良也有同样的话语：“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无论战国，还是秦汉，几乎所有谋士对于关中地理的认识都是共同的。这些谋士们本着谋国、谋天下的立场，对于关中地理重要性的讨论集中于两点：其一，“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地形。关中平原位于陕西省中部、秦岭以北的渭河冲积平原上，西起宝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长20～100公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八百里秦川。关中南有秦岭，北为黄土丘陵山地，南北山地合拢于西部，东有黄河，中部为平原。冷兵器时代，山地、河流都是天然的军事屏障，而关中正好拥有得天独厚的“被山带河”的地理形势。何谓关中？平原与山地结合之处的山间谷地，往往成为来往通道，并设有关隘，众多关口之“中”，就是“关中”的取意。关中四周的关口，最为重要的有东部的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蒲津关（今山西省永济市）、武关（今陕西省丹凤县），西部的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南部的大散关（今陕西省宝鸡市）、子午关（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以及北部的金锁关（今陕西省铜川市）。被如此众多关口包围其中，这里自然获得了“关中”之称。 关中如此“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的地形，正合古人理念中“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特征。“形胜”与“四塞”是冷兵器时代的易守难攻之地，“形胜”之地凭借地形对外出击、对内自保，均具备优势。其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物产。何谓“天府之国”？即因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含天子府库之意。关中平原堆积着由渭河、泾河冲积而成的深厚沃土，加之渭河、泾河等灌溉之源，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社会中极尽地利之势，故《禹贡》分天下为九州，九州中土壤居于第一的上上等，便是关中所在的雍州。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特征，使关中成为古代中国北方难得的沃土，直至晚近，关中一带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即生在这样富庶之地的姑娘绝不会外嫁到其他地方。纵览天下，在地形与物产方面，同时具备自保与自足双重优势的，非关中莫属，这就是顾祖禹所说的“根本之地”。关中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中国历史早期成就天下霸业的起步之地，西汉文帝时期，儒生贾谊的名作《过秦论》开篇即点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凭借这样的地理基础，面临山东诸国“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的危险局面，尽管“秦人开关延敌”，但“九国之师”却“逡巡而不敢进”。于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只弄了个“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的结果。随后，“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业。继秦之后，刘邦同样凭借关中的地理基础赢得了汉家天下。楚汉之争的 作战之地不在关中，根据地却是关中。西汉开国后，论及各路功臣，刘邦认为萧何功居首位。与那些浴血奋战、攻城略地的将军相比，萧何虽然无一城一地之功，但在兵源、粮饷供给方面却做出了重大贡献。“汉王与诸侯击楚”，相持五年，损兵折将，多次轻身逃跑，萧何驻守关中，不等刘邦下令，即从关中派军队补充兵源，济汉王于困境之中。这段话是说，汉与楚在荥阳相守多年，军中存粮不足，萧何屡屡从关中转运粮饷，救刘邦于乏绝之时。虽然刘邦多次丢失山东，但萧何却常保全关中，以待刘邦回归。（《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第九》）楚汉之争中，萧何的济困救乏之功成功地表现了他的治国才能，但关中之地“四塞之国、易守难攻”的地势与“天府之国、物产富足”的物资保障，才是萧何施展才能的地理基础。无论秦、汉的发迹，还是起步于关中的其他重大历史事件，均没有脱离这里“根本之地”的地理优势。无疑，关中地区具有“根本之地”应有的地理优势，但是，是否能够成为根本之地，自身拥有优势的同时，“立本者必审天下之势”，这意味着根本之地还需要具备相对于其他地方的比较优势。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立国基础，战国时期商鞅以“武爵武任”“粟爵粟任”为核心的变法，使不为山东列国看重的秦国一跃成为强国。然而，这时的秦国要完成统一天下之举，若仅靠自身的地理优势，只能做到守本，而起事则需要运用天下之势。如何运用天下之势，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军事谋略就成为关键性的因素。战国时期伴随秦人的崛起，两个立场不同的政治联盟相继出现，以苏秦为代表的一派首倡合纵，继此之后，张仪再倡连横。所谓合纵，即为合众弱以攻一强，而连横则为事一强以攻众弱。结盟的 对象与目的不同，结果也大有区别。加入合纵之中的盟国，抗秦只是其中的目的之一，更大的目标在于通过联盟获取自己希望求得的利益，一致抗秦仅是暂时之举，内部争斗则处于主流，故那时的谋士曾对山东国君说过这样的话，若两只野兽知道老虎逼近自己，绝不会再继续厮杀了。如今山东诸国的国君却没有意识到秦国威胁到自己，仍然争斗不止，且两败俱伤，连野兽的智力都不如（《战国策》卷一八《赵策一·谓赵王》）。连横与此不同，联盟的利益核心是秦国，无论盟友是否更移，核心利益都不会改变，因此在山东诸国“从散约败”的时候，连横始终存在，即秦国从来没有失去过追随者，且通过破坏对手的联合，将自己追随者的土地变成对手联盟的障碍，甚至借追随者之力达到了削弱对手力量的目的，其性质与当代的代理人战争十分接近，《战国策》中名为《秦使赵攻魏》的篇目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战国策》卷二四《魏策三·秦使赵攻魏》）。继张仪主张“连横”之后，又一位魏国谋士来到秦国，这就是范雎，他提出了“远交近攻”之策。无疑，正是范雎的谋略为秦人赢得了统一，赢得了从关中本土到整个山东地区土地相连、人民所属的结果。范雎针对秦昭王攻齐这一举措，指出：“越韩、魏而攻强齐，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且远攻即使成功，土地也不能与自己本土联为一体，反而肥了别国。“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战争的目的在于削弱对手的有生力量并强化自身，远交近攻是为实现“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的目的，秦人远交齐楚、近攻三晋的同时，也将国土从关中伸向韩、魏、赵三国。从地理视角审度这一切，秦人的远交近攻不仅仅扩展了国土，且将地理屏障推至太行山一线。 山川是大地上的脊梁，也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屏障。立足于西部，关中作为“根本之地”，并非孤立存在即能成事于天下，于是面向山东，其外围就是太行山与豫西山地。太行山与豫西山地既是当代地理学家界定东西部的界线，也是古代东西抗衡的战略重地。太行山在三晋土地上，不但成为关中地区的又一道军事屏障，且可通过穿行于山中的道路沟通东部平原地带，利用这一地理形势成功地保证了秦人走出西部，赢得东部乃至于天下。秦统一天下，如同一道波澜壮阔的洪流席卷天下，关中的地理基础与人的谋略共同成就了这一千古伟业。回到本文初提及的那些战事，我们看到，依托关中的地理优势，最后走向成功的不仅是大秦帝国，所有这些历史为冷兵器时代彰显了“根本之地”的魅力。今天的关中和谐而安然，历史上那些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若追寻历史的足迹，访古、探古，那些斑驳的古物上不仅记录着时光的留痕，也闪烁着往事留下的光环，八百里秦川这一片不大的土地，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耀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