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左翼”国际主义

讲稿：李欧梵：三十年代中西文坛的&ldquo;左翼&rdquo;国际主义 <br /> <br />　　20多年前我来北大开会，当时的三位北大名将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ldquo;二十世纪意识&rdquo;&ldquo;二十世纪中国文学&rdquo;的观念，我觉得非常新颖，所以跟他们谈得非常开心。可是我来的时候，肚子里念的反而是比较老的东西。因为我仰慕北大，把北大教授当时写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大致都看了一遍，特别是王瑶先生的那一本《中国新文学史稿》，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讲得比我更新。那么原来的那个讲法，大家可能觉得很旧了，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从&ldquo;五四&rdquo;开始，从&ldquo;文学革命&rdquo;到三十年代就进入了&ldquo;革命文学&rdquo;，&ldquo;革命文学&rdquo;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慢慢地中国文学开始进入延安时代，然后是解放、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没有&ldquo;二十世纪意识&rdquo;这回事儿，也没有把&ldquo;二十世纪&rdquo;当成很重要的观念。用我们现在的话讲，&ldquo;二十世纪意识&rdquo;就是现代性的意识。 <br />　　我第一讲里面就讲了现代性，是从1900年左右开始讲的，不管是西方的也好，还是&ldquo;五四&rdquo;时候一些有名的人物像陈独秀也好，都对&ldquo;二十世纪&rdquo;有一种新的观点。后来接着陈平原那个故事讲，他说是1986年，我不记得了，就是你们三位和日本的三位鲁迅研究者的对话，王瑶先生坐在中间，一边笑一边批评你们三位，怎么说呢，日本的三位学者，特别是丸山昇先生，他说他们日本研究鲁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中国代表了一种亚洲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憧憬，他们研究中国文学总是以中国学者为师，跟在中国学者后面走。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才认为整个中国新文学是一种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理想。我那时候去，陈平原说他在讲颓废，我说我在美国，就是从颓废国家来的，那已经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其实这几种说法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相通的，也不能说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要看你的观点是什么，看你从什么地方切入。 <br />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退休回来，美国现在研究中国的学者，特别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很少用&ldquo;革命&rdquo;这个词，不管你研究什么，都是现代性的问题。我就开玩笑，我说&ldquo;革命者&rdquo;呢?从这里一开玩笑，不得了，我又回想到自己的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和在北大见到的三位日本学者正好相反的观点，也是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上海的&ldquo;颓废&rdquo;，于是就去拜见施蛰存先生。施先生第一次见我非常热情，跟我谈了半天。我就跟他说，听说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现代派的祖师，他说我不是，他说我根本不承认有现代派这回事。我说新感觉派呢，他说我不是新感觉派，刘呐鸥是，我不是。我说施先生你认为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这种革命性的艺术、&ldquo;现代&rdquo;是什么东西?他用了一个词，就是vanguard，先锋，他特别跟我说，在他那个时候的理念里面，先锋艺术是和革命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先锋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是一种革命行为，绝对不能把先锋派放在一种颓废的、现代派的理念里，所以他并不承认自己是&ldquo;中间人&rdquo;或&ldquo;右派&rdquo;。他说其实他和戴望舒都参加过&ldquo;左联&rdquo;的会议，然后他就提出，当然他没有直接跟我提，后来他对我的一个学生说，李欧梵这个人啊，看的&ldquo;左派&rdquo;的教科书太多，整个把现代主义、现代文学的主流看错了。他认为三十年代的现代文艺、现代文学的主流是先锋派，真正能够代表先锋派的是他们那几个人，就是从《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到后来的《现代》杂志。 <br />　　可是我那时候觉得现代主义的代表应该是&ldquo;第三种人&rdquo;&mdash;&mdash;杜衡那些人，他们代表的是一种西欧式的或者英美式的现代主义，跟先锋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最近呢，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有两位年轻的学者提醒了我，其实这个东西在欧洲是绝对有它的同化的根源的。这两位学者就是我在书单里面提到的，一位是邝可怡女士，她从法国念书回来，法文说得很好，因为她想分到中文系，于是我就说那你何不研究一下三十年代留法的一些作家呢，她一下子就想到戴望舒，她挖了很多戴望舒的新资料，现在慢慢整理出来;另外一位是我的学生，香港人，叫张历君，非常了不起，我现在拜他为师，他不接受，因为他跟我念书的时候，满脑子福柯、德里达，完全是理论。他做论文本来是研究鲁迅的，后来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