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某党支部党员讲党课讲稿文本

2021年某党支部党员讲党课讲稿文本　　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明确提出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重要要求，是指引我们党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为学校党支部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力打造“‘453’-筑堡垒·当先锋”党建服务品牌指明了方向。当前，我校“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处在第二个学习讨论专题阶段，其主题是“坚守纪律底线、培养高尚情操”。根据支部工作部署，由我在此以“坚守纪律底线、培养高尚情操”为题给大家上党课，旨在学习交流、抛砖引玉，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或建议。　　党中央在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成果的基础上，着眼于新常态下对党员提出新要求，号召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倡导所有党员要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四讲四有”是一名合格党员的核心要素，是新时代党员党性的客观要求，是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在党兴党、在党为党的现实体现，为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指明了方向。 　　党内制度规矩是党内生活的基本方式，既为党员干部正确行使权力提供了平台与载体，更明确了党员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与规范。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准则》和《条例》），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也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纪律保证。　　一、领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思想_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路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的现实要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选择。 　　（一）体现了党内生活道德高线、纪律底线的价值导向。两部法规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突出执政党特色，坚持理想信念宗旨，体现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_与制度治党的价值追求。这种追求，一是重在立德。“德之不修，行之不远”，“失德”是违纪的序曲。道德是使人向善的，是纪律严格执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有道德规范才能激发人们内在的自律。《准则》在重申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作风的基础上，坚持正面倡导，强调自律，以基础性法规的形式，明确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看得见、够得着的道德高线。二是重在立规。纪律是用来纠错的，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只有通过立规加强他律，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行有底线，才能让“德”真正立起来，才能明确行为的边界。新修订的《条例》围绕党纪戒尺要求，开列负面清单，并明确相应的处罚标准，坚持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充分展示了制度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两部党内法规的修订，既明确了崇德向善的高标准，又划出了不可触碰的底线，既延续了“思想_”的传统，又确立了“制度治党”的规矩。高线与底线的统一，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认识和新境界，使党员干部既有明确的努力方向，又有基本的行为遵循。 　　（二）延续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首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王岐山同志对当前党内法规建设问题作了精准的分析。他指出，当前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党内规则混同于国家法律，党规党纪套用“法言法语”，原《准则》和《条例》的许多规定都与法律条文重复，难以体现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上的高标准、严要求。在实践中管党治党不是以纪律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党员干部只要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准则》、《条例》的修订注重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纪法分开，坚持问题导向，重点针对现阶段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其次，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制度不在多，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两部党内法规的修订不求全求大，坚持从党内生活的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对党的最新期盼出发，充分展示了建立科学有效的管党治党制度机制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要求转化为准则要求、纪律条文，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针对以往制度可操作性不够的问题，坚持精细管用、易于落地，做到了具体化、可操作，使每个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在党内生活中，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尤其是违规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从而把党的纪律规矩刻印在全体党员领导干部心上。　　（三）唤醒了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党章的重要性毋庸赘言。现实中，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把党章当回事。两部党内法规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尊崇党章，把党章的权威立起来，全面梳理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和廉洁自律要求，突出了政党特色、党纪特色，将党章关于纪律和廉洁自律要求具体化，唤醒了全党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四）凸显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其中，管好干部，对于党的建设，关系尤为重大。两部法规的制定覆盖全体党员，普通党员纳入管理不留死角，同时也突出了“关键少数”。《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四个坚持”的规范；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四个方面，对领导干部提出了“四个自觉”的倡导。《条例》中有19处专门提到“党员领导干部”，明确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更高要求和责任的强调。　　立规易，执纪难。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准则》、《条例》颁布后，要在贯彻实施上下更大功夫，绝不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墙上挂挂。广大党员要学深悟透、融汇贯通，把握《准则》、《条例》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惩防并举，坚守纪律底线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条例》就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和党员的行为底线。严守纪律底线，关键在严，惩防并举。　　（一）心存敬畏，慎独慎微。古语有云：“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一个人心存敬畏，就能按纪律和准则行事，就会坚持慎微慎独，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纪律底线，首先要敬畏纪律，深刻认识“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的道理，深刻认识纪律对党员个人、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深刻认识纪律既是约束又是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严明纪律观念，敬畏法纪，慎独慎微，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挡得住诱惑，耐得住清贫，经得起考验，时时刻刻、事事处处把握好自己，认真做好每件小事、管好每个小节。 　　（二）深学细照，明纪守规。心存敬畏是前提，认真遵守是关键。《条例》细化党章的相关要求，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修订版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从原来的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11章、133条、17000余字。《条例》内容丰富，也有很多大家关注的问题，要全面深化学习，着力在研读原文上下功夫，原原本本地学、逐章逐条地学、联系实际地学，把握《条例》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对照现实中的正反例子，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中，增强执行党纪党规的自觉性和准确性，增强维护党纪党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切实以《条例》为戒尺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认真检视，深入查找存在的问题，不越雷池一步、不出底线分毫。 　　（三）执纪问责，严格执行。纪律不彰，必然失去防线；规矩不严，必然警示无力。强化执纪问责是严守纪律底线的保证。《条例》中明确强调，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把纪律挺在前面，注重抓早抓小，对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扎紧制度笼子，使管党治党开始走向紧硬实，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信任，厚植了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各级党委（党组）要按照要求，切实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纪检组）要找准职能定位，强化监督执纪，加大问责力度，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杜绝“双面人”现象，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形成强大威慑力，严肃查处和曝光典型案例，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领导干部，实践“四种形态”，关口前移。　　（四）强化监督，注重预防。十八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上下互动，强化组织管理和群众监督，形成强大势场。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巡视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作用，在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问题上形成“热炉效应”。同时，《条例》的贯彻不仅体现在对违纪的查处，更主要的是通过具体相关规定，注重预防，形成一种警示，逐渐形成不敢违纪、不想违纪的氛围，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风尚。　　三、知行合一，培养高尚情操　　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需要终生努力。《准则》是执政党的道德宣示和目标“高线”，但“高线”并非高不可攀，是看得见、够得着的。培养高尚情操，必须坚持以知促行、知行合一，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一）立志为先，坚持“四个必须”。高尚情操之“高”在于立志高远，没有高远志向，修不出良好品质。古人云，“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准则》开篇提出了廉洁自律“四个必须”的原则要求，要求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必须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必须自觉培养高尚情操。“四个必须”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道德追求，具有思想激励和导向作用，其核心在于修信仰、修意志，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解决好思想的总开关，补好理想信念之“钙”，不改初衷、不懈坚守、不变承诺。 　　（二）修德为本，坚持“八条规范”。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始终是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重要法宝和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强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共产党员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修德就是要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全体党员在修德上，要联系中外尤其是中国传统廉洁文化，联系自身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具体情况，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遵守《准则》作为自身政治责任，化为自觉追求，认真贯彻“四个坚持”、“四个自觉”的规范要求，解决好公私关系、廉腐问题、俭奢问题、苦乐问题，明确廉洁的分界线、把握廉洁底线，筑牢廉洁的防线，追求廉洁高线。党员领导干部自觉保持人民公仆本色，勤政为民；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用权为民；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修身安人；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齐家正气，让廉洁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习惯、一种传统，不为名所缚、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驱、不为钱所惑、不为色所诱，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三）示范为要，坚持“修身齐家”。“欲化人，先正己，正己而后化人”。党员是先锋战士，干部是骨干和公仆，都要求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道德的感召力是巨大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秘诀就是把一种需要加以提倡的精神，加以推崇的价值观，加以实现的原则，加以推广的经验，具体化在一个或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物或事件上，使之成为一面鲜艳的旗帜”。坚守道德底线要坚持以上率下，层层立标、作示范，通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加强党性修养，影响和感召身边人和广大群众，实现党风、政风、行风、民风的好转。 2021年七一重要讲话专题党课讲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取得显著成效。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华北解放区就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建设实践。尤其是中央苏区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带有鲜明的探索性，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初步呈现现代社会治理内涵中以法治、自治、共治相结合的基本特征，以及软法规范调整、多元参与、协商对话等治理理念，为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涵养和重要启迪。　　一、宝贵经验：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的有益探索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社会治理理念在探索实践中逐渐萌生。中央苏区社会治理的探索，找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力量之源，工农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由此推动了日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大大推动了社会治理民主化进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革命战争和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在社会治理进程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把人民摆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强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并将其贯穿在全部治理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认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一切依靠群众，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从而获得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并转化为有效的革命动力和社会治理能力。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局面在探索中逐步呈现。适应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中央苏区呈现出以多元主体参与、互助合作共治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新局面。中央苏区时期，工农群众从以往的被统治者逐渐走上自我管理的舞台，由此促使社会治理的主体开始朝着多元化的方向演进，中央苏区社会治理逐步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工农群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在中央苏区，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相继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参与到治理活动中，工农群众多以互助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苏区各种社会组织相当普遍，如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反帝拥苏大同盟、合作社、互助社等，覆盖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各方面。这些组织在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形成了人人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动局面。　　柔性治理的制度体系和运转机制初步建立。其一，初步形成法律法规和法外制度共同作用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一方面，中央苏区从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和客观条件出发，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法律法规，包含婚姻家庭、经济管理、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教育 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内容，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区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和制度的需要，成为苏区社会有效治理和有序运转的法律制度依据。另一方面，中央苏区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制定了各种行业规范、发展纲要、组织章程等制度规范，与当地民俗习惯等共同成为中央苏区开展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资源。其二，采用多种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治理机制建设上，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建立了审判机关，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对重大社会矛盾纠纷进行审判裁决。同时，中央苏区大量采用调解、说理教育批评等方式处理解决人民群众内部的一般性矛盾纠纷，提供了社会治理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提升了工农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中央苏区治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法治化，为建立革命秩序、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提供了有力武器。　　二、重要启迪：现代社会治理要提升柔性治理能力　　其一，注重发挥软法规范在现代社会柔性治理中的重要功效。现代社会治理是建立在一套制度体系基础上运行的。这套治理制度体系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各种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社会公约和习惯等形成的社会治理规则的有机整体，包括硬法规范和软法规范。硬法规范是指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软法规范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制定和认可的法律法规之外的对社会主体具有软约束力的治理规范。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硬法规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对社会进行刚性治理，软法规范则为社会主体的自我决策、自我规制、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实施柔性治理提供基本规则。软法规范属于非强制性的自律规范和自治规范，大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柔性治理的制度基石。 　　软法规范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软约束。现代社会治理牵涉社会成员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是民众之间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由未纳入国家正式法律法规体系的各种软法规范进行调整。这些软法规范体现了非国家意志的社会大众的公共意志，它们在维护社会正常运转中，以非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方式为社会活动提供软约束，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在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软法规范的柔性治理强调的是平等尊重、沟通协商、民主自治的软约束治理模式，彰显了灵活性、合意性和自我约束性，不但是对硬法治理的有效补充，更丰富了硬法治理的形式和内容，赋予人们更多的自治权，展示了现代社会治理柔性之治的特性。　　加强软法规范的创设和合理运用。柔性治理要注重尊重、引导和鼓励社会大众在各自领域创设软法规范，包括调整市民经济社会生活关系的各种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社区公约、团体章程、行业习惯、行业发展纲要和规划、行业协会标准、行动倡议和指南等。同时，要加强相关引导机制的建设，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更好更灵活地运用软法规范，使之与国家硬法规范共同作用形成完整系统协调的现代治理制度体系，用以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软法规范的创设与实施必须遵循基本的法治原则，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等正当程序原则，不得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等国家制定法相抵触。 　　其二，进一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调解、诉讼和仲裁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为常用的纠纷化解方式。我国的社会矛盾纠纷中许多都属于社会主体私人权益的纷争，所涉大都是民众一定程度可互相让渡的权益，具有较大的可预防性和可调解性。现代社会的柔性治理要求充分认识和发挥调解在社会治理定纷止争的重要作用，以疏导、解释、说理、教育、批评等方式，让冲突各方互谅互让达成和解，达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良好效果。调解作为比较自由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更加尊重当事人意志，容易为当事人各方所接受，往往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是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成本很低的解决方式。　　要发挥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包括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内的包含各类纠纷调解机构、相关行业协会、社区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大调解”机制的功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在具体路径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政府机构纠纷调解机制建设，着力提升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机构的纠纷调处能力。更重要的是，不断加强发挥行业协会、基层自治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纠纷解决调处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升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平台和空间，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其纠纷化解功能的发挥。在技术手段上，充分利用传统现场调处模式和运用现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在线辅助方式，形成多种渠道、多方参与、便捷高效的矛盾纠纷化解模式。 　　其三，提升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质效。全面树立以协商、对话、自治、共治为核心的柔性治理理念。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力量源泉。提升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质效，要求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渠道并存，这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发展方向。这就要求在各种治理活动中，充分尊重社会主体尊严，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主性、能动性，采用扶持激励的方式，鼓励社会主体对社会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有效发挥其他组织和公民协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专业优势。同时，要强化各类主体法治化的协同治理运作模式，强化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合规，以避免各类主体因参与社会治理行为的盲动性而阻碍有效社会治理的实现。　　必须重视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现代社会治理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各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类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公益性组织、行业组织等，具有参与社会治理的专业优势，是现代社会治理多元共治模式下的重要力量。推进社会柔性之治，社会组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生存发展并参与社会治理的良好环境，本身也是一个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高低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