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会发言稿精选范文2篇

追思会发言稿精选范文2篇 <br> 第一篇 <br> 我同**先生是心心相印、知之甚笃的挚友。作为国乐界、琵琶界以及琵琶教育界的一代宗师，他的陨落是中国音乐界和音乐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作为彼此心照30多年的挚友，他的去世我痛断肝肠。 <br> 我和范地先生之所以成为挚友，是因为我们在艺术上、学术上，以及为人处世方面的理念和想法有许多的共识和共鸣。 <br> 例如对左右手技巧在传统琵琶乐传承方面之作用的看法，我们都认为在保持左右手基本平衡的前提下，左手技巧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王先生当然是从他自己一生的实践和经验中感悟到的，本人则依托着关于“音腔”的理论。因为我们都知道琵琶最初是有相无品的，右手采用拨子。这种形制的琵琶在演奏实践中，很自然地就会更多发展出左手的技巧，所以琵琶的左手技巧比之后来发展起来右手指弹技巧而言有着更深厚的历史积淀。如今的南音琵琶和日本的萨摩琵琶都是证明。但近代以来，人们往往太多地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于是重心不自觉中就偏向了右手，诸如对快速和音色颗粒性的追求等等，透露出更多西方音乐的审美取向。所以，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左手的做腔和作韵，乃传统琵琶（包括其他弹拨乐）之灵魂所在——意着于左手，乃意着于传统、意着于东方。而当今众多演奏家更着意于去发展右手的技巧。这固然也是有用的，没有什么不好，却在一定（乃至相当）程度上，怠忽了东方神韵的传统。 <br> 这一点当今的筝乐尤为严重。笔者曾建议一位习筝的研究生试把筝乐的传统指法和现代指法全部分列出来加以比照。结果发现：传统的古筝，左、右手指法在基本保持平衡的基础上，左手略多于右手；而现代筝乐的右手指法则迅速暴增，相比之下，左手指法变得越来越少，有甚者，左手往往都干脆跑到右边去了。 <br> 意着于左手的理念在王先生的演艺中早已有着充分的体现。我调来中国音乐学院之前，虽说与他并不熟悉，但从他的琴韵中就感觉到了彼此心灵的某种契合。王先生在读了我的《音腔论》之后则对我说：“你把我们几十年来想说，却说不清楚的话，说出来、说清楚了!” <br> 这就是我们后来几十年中，对许多东西可以不用言语就心有灵犀的基础。 <br> 又如对于“创新”的看法，我和王先生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我们都认为，现在许多所谓“创新”，往往缺乏传统的根基；偏激者，甚至误把创新看作是要摆脱传统的束缚。这样的作品或可招摇一时，却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就烟散云消。我和王先生的看法是：创新决不是从天外抓一些什么新奇灵感来任意捏造，而一定是要有深厚的传统根底。根子扎得越深，创新的枝叶就越是繁茂。 <br> 这个“根深叶茂”的道理其实很是简单，但现实生活中真能践行者，却寥若晨星。回顾清末民初的众所公认的大师们，无论在文学、绘画、音乐，之所以能如此这般地自由挥洒，字字千金，留下传世经典，他们自幼打下的深厚的传统功底，实在是起了最最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或许自诩是所谓的“反传统”者！ <br> 在为人处世方面，我和王先生的交往，可谓真正的“淡若清风”。现在回想，三十多年中，我们之间没有相互要求对方做过任何一件出于私欲的、或会令对方感到为难的事。甚至连在一起吃吃喝喝都从来没有过！然而，我们却一直惺惺相惜。我能真切地感觉到王先生内心的大爱。举例来说，1980 年我调来中国音乐学院之初，学校刚刚恢复，校址还是设在1964 年最初建校时的恭王府，只是已经没了原先的地盘，学校教学、办公几乎都在临时搭建的防震棚里。我和其他几位同时分配到中国院的研究生一起被安排在学校为我们临时搭建的一排座落在艺术研究院资料大楼这座“阴山背后”被我们戏称为“夹皮沟”的陋屋里。陋屋每间9 平米，每户一间，几乎家家都要容纳一个三口之家，没有水、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阳光。有一次，我的这种窘境被王先生看到了。他很快就从家里搬来了一个煤气罐和一台灶架给我使用。我知道，这套灶具当时非常珍贵、奇缺，是花钱也买不到的。我深为感动，只因当时我和王先生还不十分地熟，不敢收受。他就说：“我看你的生活条件实在太艰苦。你们是学校的未来希望，如果它可稍稍改善你的生活条件，更无后顾之忧地为民族音乐事业的复兴去奋斗，我将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