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科学生的司法职业教育

中国法科学生的司法职业教育 <br />一、问题的提出 <br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法律工作者的数量和文化素质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我国法官的数量已经从1981年的6万人发展到2004年的19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法官达到51•4%;检察官的数量从1986年的9•7万人发展到2004年的12•6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检察官达到44%;律师数量从1981年的8571人发展到2006年的13万人,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律师达到70%。作为培养法律职业的后备军,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已经从1976年的8所上升到2006年的603所,每年大专以上法律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已经从改革开放前不足1000人发展到2005年超过10万人。从而大大改变了缺乏足够的法律执业人员,已有的法律执业者文化素质低的状况,为推进我国法制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但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严重违背法律职业道德的法律事件,诸如许霆案、李庄案以及多起法官腐败案件,这无形中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职业队伍而言,精湛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法律经验更重要,还是高尚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更重要?在我们思考造成法律人违法的原因时,除了从其职业后的种种因素外,其职业前接受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状况无疑与上述行为有着或多或少的抑制或催化作用。本文就此以准法律人(即获得正式法律职业资格之前正在接受高等法律教育的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其在校期间接受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内容,力图寻找破解的对策,以期为提升我国法律职业队伍的整体伦理素养提供些许帮助。 <br />二、目前我国高校法学专业学生司法伦理发展的趋势及成因分析 <br />(一)发展趋势 <br />1•去意识形态化 <br />我国法学院校的学生在看待法律职业伦理时,更突出其法律性而忽视其伦理性。在分类上,倾向于将法律职业伦理看成法律体系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伦理学的下位概念。这样,法律职业伦理难以称为法治的&ldquo;本土资源&rdquo;,而具有更多的外生性[2]。作为我国法治建设有意无意效仿的西方法律思想和制度就成为其认为的理想的样本予以全盘接受。在中西法律比较时,对西方顶礼膜拜,缺乏对本土法律文化和制度的认同,将司法伦理看做超意识形态的可以适用于各个国家的普遍理念,这就是去意识形态化。 <br />2•去道德化 <br />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尽管多有学者将其作严格区分[3],但本文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即司法伦理就是指司法职业道德,这样司法伦理就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其源于并又高于一般社会公众道德。具体来讲,法律职业伦理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底线道德即社会公众道德,例如诚信原则、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等;二是专门道德及法律职业道德还包含了特有的行为规范,诸如为律师要努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官以服从法律为天职等;三是最高道德,作为公平与正义的守夜人,法律职业者还应当负有维护国家法制与社会正义的使命,这应当成为其职业道德的最高标准。而反观目前高校法科学生对其即将从事的职业伦理却普遍存在认识上的偏颇,排除了将前者绝对化。 <br />3•去信仰化 <br />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过程中应当遵循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称。从表象上看,法律职业道德体现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从本质上看,法律职业伦理应内化为司法职业人员的自我认同和自觉服从的信仰。司法职业伦理的培养应该是伦理信仰和伦理规范两方面的结合,并且以伦理信仰的培养为出发点和归宿。而现实中,大多数法科学生将司法伦理理解为一些空洞无物的条条框框,为应付学科考试或司法考试进行机械的记忆,没有将其与自身行为挂钩。某些学生在考场回答关于诚信、公平等司法职业伦理问题,居然泰然自若的采取舞弊手段,这无疑是对法律伦理教育教学的极大讽刺,也是为其今后走向司法职业队伍留下了隐患。 <br />(二)成因分析 <br />1•表层原因：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缺失 <br />目前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主要是围绕16门核心课程展开,其中又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前者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刑法学、民法学。后者包括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法律院系的本科层次的教育教学工作...